实体瘤中人T细胞的体内全基因组CRISPR筛选

实体瘤中T细胞功能受抑是过继细胞治疗失效的核心症结：肿瘤微环境通过抑制性细胞群、代谢限制以及慢性抗原刺激驱动的耗竭等多重机制，共同压制T细胞的转运与效应功能^[1]。全基因组CRISPR筛选本可系统性地寻找增强T细胞的基因编辑策略——体外体系中，人原代T细胞筛选已揭示刺激反应与细胞因子产生的诸多调控因子^[2][4]；体内层面，小鼠T细胞筛选发现REGNASE-1等改善持久性的调节因子^[5]，人CAR T细胞的体内筛选则多在白血病、骨髓瘤等血液肿瘤模型中完成^[6][7]，表观遗传调控因子也被证明限制肿瘤内T细胞的存续^[3]。但许多决定T细胞在实体瘤中表现的调控因子在体外无从显现，而体内筛选又长期受制于瘤内人T细胞回收量过低。

为此，作者建立了能从实体瘤中高效回收人T细胞的体内模型，使全基因组筛选仅需少量小鼠即可完成；模型中瘤内浸润T细胞相较脾脏T细胞表现出功能失调的典型特征，构成理想的筛选条件。研究随后开展两项全基因组敲除筛选：以瘤内T细胞丰度为读数的筛选发现P2RY8–Gα13这条GPCR信号轴负向调控T细胞的肿瘤浸润；以效应功能为读数的筛选则锁定GNAS，其编码的Gαs是感知多种不同抑制性配体的若干GPCR共同下游的汇聚节点。敲除GNAS使T细胞抵抗多种抑制性信号，在CAR与TCR两种系统中均显著改善多种实体瘤模型的疗效；P2RY8与GNAS联合敲除进一步增强肿瘤控制。

这项工作（2026年8月12日发表于《自然》^[8]）的推进在于，把人T细胞的全基因组体内筛选带入实体瘤情境，并在已知的染色质与RNA代谢层面靶点^[3][5]之外，补充了GPCR–G蛋白信号这一可编辑的调控维度；更值得注意的是，它证明互补的体内筛选能分别命中“浸润”与“效应功能”两条正交通路，联合编辑实现协同增效，这与微环境多机制联合压制T细胞的既有图景^[1]在分子节点上形成呼应。作者也强调该平台灵活、可扩展，可系统性地发现改善实体瘤T细胞治疗的遗传策略。

当然，上述结论均来自荷瘤小鼠模型；敲除GNAS这类广泛表达的信号分子在患者中的安全性如何，以及这些编辑策略能否跨越动物模型与真实肿瘤之间的鸿沟，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