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ll Reports Medicine刊发肝癌TACE联合免疫预测模型GCSS，开发6标志物免疫组化检测方案

肝细胞癌（HCC）因早期诊断困难、无法手术患者治疗手段有限，长期位居全球癌症相关死亡原因第三位。对于中期肝癌患者，经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联合免疫治疗已成为主流选择，临床观察提示该联合方案能够重塑肿瘤免疫微环境、促进抗原特异性T细胞与自然杀伤细胞募集，从而实现协同抗肿瘤效应并显著延长无进展生存期 ^[1][7]。然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抗血管生成或局部治疗的获益人群高度异质，缺乏经验证的预测生物标志物仍制约着精准用药 ^[1][2]；既有研究已从调节性T细胞浸润、胎儿基因表达、髓系炎症特征、免疫抑制型中性粒细胞驱动的T细胞不可逆耗竭，到肿瘤源性外泌体环状RNA重编程巨噬细胞等多个维度揭示了原发性与获得性耐药的分子基础 ^{[2][3][4][5][6]}。

近日，重庆大学附属沙坪坝医院盛剑鹏、李清团队联合浙江大学医学院团队，在《Cell Reports Medicine》在线发表题为“Multi-omics-driven personalized management of advanced HCC”的最新成果。研究团队基于多组学数据挖掘，成功研发了针对TACE联合免疫治疗疗效的预测模型（GCSS），并将其进一步转化优化为仅需6个标志物的多重免疫组化（mIHC）检测方案，旨在为临床提供可操作性强的个体化疗效预判工具。

这一进展的意义在于直击TACE联合免疫治疗场景下“谁获益、谁耐药”的决策痛点。不同于既往聚焦系统性免疫联合抗血管生成治疗（如阿替利珠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的生物标志物研究 ^[2]，该模型锚定TACE与免疫治疗的特定联合模式，通过多组学驱动将高维特征压缩为极简的6标志物免疫组化面板，既保留了预测性能又大幅降低了检测成本与技术门槛，为真实世界临床实践中的精准分层提供了落地路径。

当然，该模型的普适性与临床效用仍需前瞻性、多中心大样本队列进一步验证，其在不同病理分期、肝功能储备等级及既往治疗史亚组中的稳健性、最佳判读截断值的确立，以及与现有分期分层体系的整合策略，均是推动其走向临床指南前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