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GAS‑STING通路在消化道癌症中的研究进展：从分子机制到治疗应用（综述）

cGAS–STING通路的基本轮廓早在其被发现之时就已清晰：cGAS作为胞质DNA感受器，催化合成第二信使cGAMP，进而激活STING并诱导I型干扰素应答^[3]；结构研究随后揭示，含2',5'连接的cGAMP异构体可诱导STING形成“闭合”构象，STING二聚化产生的口袋既能识别天然配体也能结合DMXAA等合成小分子^[4]。再往后，基因组不稳定产生的微核在核膜破裂后把自身染色质暴露给cGAS，将DNA损伤与先天免疫应答直接勾连^[5]。但这条通路很快显出两面性：入核的cGAS通过与PARP1相互作用阻碍同源重组修复，反而促进肿瘤发生^[2]；泛癌层面的综述也指出，该信号既可抗肿瘤亦可促癌促转移，慢性激活甚至催生免疫抑制性的肿瘤微环境^[1,6]。它在消化道肿瘤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因不同细胞类型中作用相悖而一直悬而未决。

新发表的这篇综述正是切入这一卡点，系统梳理了cGAS–STING通路在六类消化系统恶性肿瘤——口腔癌、食管癌、胃癌、肝胆肿瘤、胰腺癌和结直肠癌——中的调控机制与效应。核心事实有二：其一，消化道肿瘤细胞常通过多种机制抑制该通路的激活，其后果是限制抗肿瘤免疫细胞的浸润、助长免疫抑制微环境的形成；其二，通路一旦激活，对不同免疫细胞的影响并不一致，它主要增强肿瘤微环境中树突状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的功能，却也能驱动巨噬细胞向免疫抑制性的M2亚群极化。

相较于此前停留在泛癌层面的讨论^[1,6]，这项工作把镜头收拢到消化系统，逐瘤种梳理机制差异，并将可借助该通路对抗肿瘤的策略归纳为三条路径：诱导DNA损伤以暴露自身DNA、解除细胞内在的抑制信号、以激动剂直接激活通路。同期文献也正朝这一方向汇聚，例如2025年已有专论结直肠癌中cGAS–STING通路的综述发表并被引用23次^[7]，显示该靶点在消化道肿瘤领域的关注度持续上升。

不过，作者也坦言该通路对消化道肿瘤的总体效应目前仍不清楚，根源正是上述细胞类型依赖的矛盾作用：既要借助树突状细胞与自然杀伤细胞唤醒抗肿瘤免疫，又要避免把巨噬细胞推向M2极化，激动剂策略因此如在双刃剑上行走。哪些肿瘤情境能够获益、如何选择性激活而不触发促癌或免疫抑制的一面，以及这些机制梳理能否转化为临床证据，仍是有待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