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ure Biotechnology分析FDA获批药物营收周期在不同药物类型与治疗领域中的分布

药物销售收入如何分布、何时才能覆盖研发投入，一直是创新回报研究的主线。对1995—2014年获批新药（可追踪的361/558个产品）的分析显示，单药累计销售均值达152亿美元、中位数仅67亿，最畅销的25个产品（占7%）贡献了5.5万亿美元总销售收入中的38%，约47%的产品折现收入方能超过行业平均研发成本^[1]；队列层面，经济回报在1995—99与2000—04批次见顶后急剧下滑，2005—09批次平均已收不回研发投入^[2]。这些工作或以累计收入与回本概率为对象^[1]，或以批次平均回报为尺度^[2]，治疗领域上也多以肿瘤药的销售收入与研发成本对照为代表^[4]，而收入生命周期——收入随时间如何展开、又集中在何处——在不同药物形态与治疗领域之间的分布，此前仍少有系统刻画。

2026年8月18日在线发表于Nature Biotechnology（doi:10.1038/s41587-026-03278-y）的研究把镜头对准了这一维度。作者构建了覆盖新处方药全球净收入的数据集，疫苗与诊断产品不在其列^[5]，对FDA获批药物的收入生命周期进行了分析。核心发现是：收入生命周期的时间节奏与集中程度，在不同形态与治疗领域之间分布并不均匀；据报道，其样本同时包含小分子药物与生物药两类形态^[6]。作者据此提出，这些证据可为后《通胀削减法案》（IRA）时代的创新战略与政策设计提供参照。

相对已有认识，这项工作把问题从“全行业收入有多偏斜”^[1]推进到“偏斜何时发生、落在哪些形态与领域”。这种拆分对政策并非细枝末节：对IRA的回顾性测算表明，Medicare谈判对行业总体收入的压缩有限、多数畅销药不受影响，但药物研发项目净现值的变动会集中在Medicare采购占比较大、预期收入与研发成本之比仅勉强为正的药物上，政策制定者在收窄或扩大谈判范围时必须权衡特征各异的药品^[3]。按形态与领域呈现的生命周期分布，正为这种差异化权衡提供了分布层面的实证基础。

当然，这幅图景有其边界：分析基于全球净收入数据，且未纳入疫苗与诊断产品^[5]，收入轨迹本身也不直接等同于研发回报；而IRA的影响本就因药而异^[3]，这些生命周期分布在价格谈判逐步落地后会如何被改写，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