蝙蝠源性人兽共患病：传播、影响、预防与管理（综述）

过去二十年间，多起重大人畜共患疫情被证实与蝙蝠来源病毒有关，包括亨德拉病毒、尼帕病毒乃至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等 ^[1]。然而研究者同时指出，我们对蝙蝠基础生物学和免疫学的认识仍非常有限，对蝙蝠病毒跨物种传播的关键驱动因素也缺乏系统理解 ^[1]。对哺乳动物宿主与病毒关系的综合分析显示，蝙蝠目所携带的人畜共患病毒比例显著高于其他所有哺乳动物目 ^[2]。在具体病原体层面，西非埃博拉疫情的溯源调查将首例感染指向与游离尾蝠科昆虫食性蝙蝠的接触 ^[3]；孟加拉国 2011 至 2014 年的尼帕病毒聚集性疫情则揭示了饮用被蝙蝠粪便污染的椰枣汁（tari）这一独特传播路径 ^[4]。在流行规模上，1998 年至 2024 年间东南亚已有 754 例确诊尼帕病毒感染、435 例死亡，总体病死率约 58%，孟加拉国和马来西亚的疫情负担最重 ^[5]。马尔堡病毒病的临床表现以发热、呕吐、头痛、腹泻和疼痛为主，接触传播和动物源性传播是最常见的感染途径 ^[6]。

在此背景下，一篇新的综述对七类具有公共卫生意义的蝙蝠源性病原进行了系统梳理，包括埃博拉病毒、马尔堡病毒、尼帕病毒、亨德拉病毒、经典狂犬病毒、澳大利亚蝙蝠丽莎病毒以及组织胞浆菌这一真菌病原。作者将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这两大全球环境危机与新发传染病的涌现明确关联起来。该综述指出，这些病原的传播路径虽各有不同，但往往涉及接触蝙蝠或其他感染动物或人的体液或排泄物。感染相关疾病病死率较高，且幸存者可能长期遗留神经和精神方面的症状与体征。在防控层面，作者归纳出减少蝙蝠与家畜及人类接触、隔离感染者、生态环境管理以及在可能的情况下对人和动物进行疫苗接种等综合策略。治疗方面，多数疾病仍以支持治疗为主，但目前已有针对组织胞浆菌病和埃博拉病毒感染的特异性药物可用。

这篇综述将病毒性病原与非病毒性病原（组织胞浆菌这一真菌）纳入同一防控框架进行系统比较，并将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丧失作为贯穿全篇的驱动因素加以强调。在疫苗和药物层面，针对尼帕和亨德拉病毒的疫苗研发已涵盖多种技术路线，包括活重组病毒载体和蛋白亚单位疫苗^[7]，而表达亨德拉病毒糖蛋白的复制受限重组水疱性口炎病毒疫苗已在动物模型中显示对亨德拉和尼帕病毒攻击的均匀保护效果^[8]；法维拉韦作为已获关注的抗埃博拉病毒药物之一，被报告可用于埃博拉等多种新发病毒性大流行的治疗^[9]。此外，与其他潜在储存宿主的对比研究显示，蝙蝠所携带的人畜共患病毒在毒力水平上居于首位，即便与同样被认为具有特殊储存宿主地位的鸟类相比亦如此^[10]。

尽管如此，该综述也提示，在气候变化持续加剧和生物多样性进一步丧失的背景下，发展更有效的预防与管理策略仍是亟待解决的课题。对于多数蝙蝠源性病毒感染，支持治疗仍是主要手段，特异性疗法和广泛应用的人用疫苗仍然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