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称一项 2006 年伊朗 RCT 可能扭曲 fluoxetine 儿童抑郁证据

儿童青少年抑郁要不要用抗抑郁药，长期是精神科的争议焦点。氟西汀被视为该人群中证据最扎实的药物：2002年一项安慰剂对照随机试验显示，每日20毫克氟西汀对儿童青少年抑郁急性期治疗有效且耐受良好，作者指出它是当时唯一在两项安慰剂对照试验中证实疗效的抗抑郁药^[1]；2004年的TADS试验又在439名青少年中比较了氟西汀单用、认知行为治疗单用、两者联合与安慰剂^[2]。但疗效证据始终与安全警示并存——FDA曾警告此类药物在儿科人群轻微但显著地增加自杀意念与自杀企图风险，2007年对27项随机试验的荟萃分析正是在确认疗效的同时量化了这一风险^[4]。此后，2016年《柳叶刀》与2020年《柳叶刀·精神病学》的网络荟萃分析成为指南的重要综合依据^[3][5]，然而这类合成证据默认所纳入的每项试验都可信，小型试验的数据质量很少被逐一检视。

2026年10月2日《自然》报道、发表于Cochrane Evidence Synthesis and Methods的新研究，正是对这一薄弱环节的检验。Lyus、Naudet、Plöderl等研究者聚焦2006年伊朗一项仅纳入40名儿童的小型随机对照试验（氟西汀对比去甲替林）：其数据可疑之处在于两组中每位受试者的症状变化几乎完全一致，且缺乏伦理审批说明；据报道，该试验当年报告的结论是氟西汀缓解抑郁显著优于去甲替林^[6]。研究者重跑了2016年与2020年两项荟萃分析，把这一试验剔除后，氟西汀相对安慰剂的显著优势随之消失。他们将其称为夸大儿科证据的单一“僵尸试验”，但明确表示并未呼吁停开处方，仅建议指南委员会重新审视相关推荐。

这项工作的推进之处，在于把处于证据金字塔顶端的网络荟萃分析重新拉回到对其原料——个体试验——的核查上：一个40人的小试验，就足以在合成分析中撬动一种药物对安慰剂的整体显著性判断。据同行评审论文摘要，其再评估对象共三项网络荟萃分析^[7]，多于消息中点名重跑的2016与2020两项，消息未说明第三项为何。

当然，“剔除后优势消失”只是统计层面的信号，既不等于该试验已被定性为造假，更不等于氟西汀在儿童青少年中无效；社区关于伊朗研究普遍可疑、该国撤稿率偏高以及标题存在编辑化倾向的说法，均属网友观点，并非针对这一具体试验的结论。指南是否需要修订、剩余证据如何权衡，仍待相关委员会裁决。